安得广厦千万间——杜甫诗中的家国情怀

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时代,而盛唐则是巅峰中的巅峰。这一时期,三位大诗人占据了诗坛中最重要的位置,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:“诗仙”李白的诗歌意境开阔、浪漫豪放,读来令人悠然神往;“诗佛”王维的诗歌空灵静定、恬淡自然,读来令人宁静平和;“诗圣”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、悲天悯人,读来令人潸然泪下。满纸血泪,千古常新,杜甫的作品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,这力量不仅来自他出众的文采,而且来自他倾注笔端的深情,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他浓重的家国情怀。

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受儒家文化的熏陶,杜甫对于家庭十分看重,他诗歌中经常出现对于家人的描写。至德元年(公元756年)秋,杜甫因安史之乱困居长安,他思念着位于鄜州(今陕西富县)的妻儿,写下这首《月夜》:“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。”兵荒马乱,家人离散,在这样的秋夜,妻子想必也在望月怀远,不知道她会不会云鬟沾湿、玉臂生寒?而儿女年纪尚幼,可能还不知道思念身在长安的父亲吧?字里行间,真情流露。战乱之中,杜甫热情盼望收到家书,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但是又怕家书传来噩耗,所以“反畏消息来,寸心亦何有”,从盼家书到怕家书,这种惴惴然微妙的心理变化跃然纸上,让人唏嘘。杜甫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,在次子宗武生日那天,写下对他的勉励:“诗是吾家事,人传世上情。熟精文选理,休觅彩衣轻。”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,杜甫分外珍惜,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”,虽是寻常生活,读来却让人觉得平和幸福。但杜甫没有沉湎于个人和家庭的悲欢,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对家国民众的关注。他既是一个家庭的领路人,又是整个时代的记录者。他将对亲人的惦念和对人民的眷恋融合,将小家的浮沉与国家的兴衰融合,真挚而博大。

杜甫出身名门,才华横溢,因而年轻时对仕途充满信心,立志在为官之后,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辅佐君主以济天下苍生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,初试不第,求取官职之路亦是四处碰壁,直到安史之乱前夕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,后来历尽艰辛,只身逃出,投奔驻于凤翔的唐肃宗。肃宗感其忠义和文采,于至德二年(公元757年)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。“麻鞋见天子,衣袖露两肘。朝廷愍生还,亲故伤老丑。涕泪授拾遗,流离主恩厚。”这首《述怀》描述的就是杜甫对于此次被授左拾遗的喜悦、感激之情。拾遗虽然官品不高,但却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,因此杜甫这次担任左拾遗,是他一生中最接近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期。“不寝听金钥,因风想玉珂。明朝有封事,数问夜如何”,这首《春宿左省》描写杜甫在门下省值夜时的心情,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系政事的勤勉。乾元元年(公元758年)六月,在担任左拾遗短短一年之后,杜甫因为房琯事件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。他虽有经天纬地之志,却无扭转乾坤之力,任华州司功参军不足一年便弃官,飘零江湖,生计窘迫。但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,杜甫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大历四年(公元769年)秋天,杜甫在给道州刺史裴虬的回赠诗中,殷切嘱托他“致君尧舜付公等,早据要路思捐躯”。写这首诗时,杜甫已经老病交加、时日无多,他自知衰朽多病之躯已经无法再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了,因而嘱托朋友。他胸怀着不变的忠贞和坚韧,从未放弃过经天纬地的抱负和理想。

杜甫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国家,爱它的山川江河,爱它的四时风物。“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”,这是泰山的雄奇秀丽;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,这是长江的奔腾壮阔;“泥融飞燕子,沙暖睡鸳鸯”,这是春日的明媚旖旎;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这是秋天的清澈明净。所以当这样的家国破碎,那种锥心之痛无以言表,确实是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杜甫的一生,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,战争离乱使他对于国家倾注了格外深厚的感情。他时刻关心战局进展,时刻关心国家安危,所以当听到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的消息时,无法抑制欢喜,一刻都不想等待,只想“即从巴峡穿巫峡,便下襄阳向洛阳”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是杜甫生平第一快诗,全无杜诗一贯的凝重稳健,一气奔流、略无凝滞,爱国之情奔涌全篇。暮年寓居夔州(今重庆奉节)时,杜甫创造了代表他一生诗歌最高成就的作品——《秋兴八首》组诗。《秋兴八首》以遥望长安为主题,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,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品中不仅呈现身世之悲、离乱之苦,而且弥漫着故园之思、家国之情。“丛菊两开他日泪,孤舟一系故园心”明写心系故园之情,“夔府孤城落日斜,每依北斗望京华”直抒思念国都之意,悲壮苍凉,意境深闳。就算山河破碎,就算漂泊无依,但一刻都不曾放下对国家的深情,这是一种不可撼动的坚定与执着。

杜甫的诗被称为“诗史”,其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《悲陈陶》《悲青坂》等作品深刻反映了战争离乱中人民的痛苦生活,几乎每一首诗都是一出悲剧,字字血泪,句句沉重。其实单就作品的文学性而言,过度的写实会减损其艺术性,但杜甫为什么要坚持以诗为史、记录时代?他何尝不能纵横捭阖、恣意飞扬?“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”是何等的高度!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是何等的气魄!但是,他愿意俯下身子,贴近大地,贴近苍生,去记录时代的悲歌,去担负人民的苦难。杜甫心系苍生的情结不仅体现在上述堪称“诗史”的作品中,在其日常生活细微的点滴中也有折射。公元759年岁末,杜甫迁居蜀中,次年春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草堂,过了一段相对安稳、闲适的生活。但某个秋日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使得诗人全家陷入“床头屋漏无干处,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困境中。然而就是在这样“长夜沾湿何由彻”的煎熬中,杜甫更多想到的是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,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庇护、免除饥寒。他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写道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,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!”将自己的苦痛悲愤化为对他人的关爱,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胸怀气度,更是一种打动人心的悲悯情怀。

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《文学小言》中写道:“三代以下之诗人,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,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,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,殆未之有也。”的确,杜甫有圣贤之心,但却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;他饱尝了世间的苦难悲凉,但一腔火热的真情从未冷却。他获得“诗圣”的美誉,不仅是因为精深醇厚的诗歌造诣、承前启后的诗坛地位,更是因为他心系家国的品格、心系苍生的情怀。这种品格和情怀穿越历史的云烟,在今天仍然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。(作者:荆晓燕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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